2026-05-14 16:09
随着数字技术和远程办公的兴起,数字游民摆脱了地理位置的束缚,开启了数字游牧的生活。尽管该群体具有高度流动性,但他们对社区归属与情感连接的需求并未消失,故数字游民社区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构建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关键[22]。调研发现,尽管社区拉近了数字游民的物理距离,但社会关系重构面临诸多挑战,如流动性与在地时空差的存在,导致社区中的游民始终保持一种距离化的关系模式,以至于个体化、趣缘化的结构在游民社区中悄然形成。
数字游民的流动性限制了社区的驻留时间,影响了他们深入接触游民社区核心文化的能力,导致数字游民与社区文化内在社会距离的形成。数字游民的远程工作模式要求虚拟在场,即便社区让游民置于接近的物理空间,但时刻在线的媒介化远程工作方式导致了游民之间“形在而神散”的现象。走访社区发现,数字游民均有各自的远程工作时钟,因此游民之间存在时间差,这也就增加了相遇的难度。数字游民A(本文受访者编码采用“社区身份+字母”的形式呈现,如社区管理者A)说:“我来社区一周了,我和一个游民之前在网络交流过,我一直想认识她,但是由于时间不一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过她。”对此,社区管理者A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即便共同外出就餐,也可能会携带电脑参与线上会议,一起吃饭也是各吃各的,各干各的。”这种时空错位配合高度的流动性,使数字游民之间形成了断续的连接,有研究比喻为“U盘式”情感连接,具有“即插即用”“即走即拔”的特点[23]。实际上,大理数字游民社区仍延续大理社群以趣缘而聚合的文化基因,并不意图复刻以在地扎根为中心的传统社区模式。对此,大理数字游民社区通过社区活动发展出一种趣缘性强、互动频率低的社区形态。
社区活动设计简便、成本低廉,其策划与内容均由数字游民自行承担。他们会通过微信接龙或线上小程序等方式发布活动内容,并进行报名。如NCC社区每周四晚间举办的“灵感食堂”活动,旨在通过分享个人经历、观察和学习内容等,增进新旧游民之间的了解。从空间层面来看,社区活动有效缩短了游民之间的物理接触距离,即通过“分享-讨论”的模式,迅速将游民聚集于固定空间,弥补游民时间差的错过。然而,当外在物理距离越发缩小时,并不会一定带来内在社会距离的缩短[24]。社区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游民的空间距离,但亦催生了其他形式的社会距离,如身份关系加深的内在距离。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个体所携带的社会关系和资本类型决定了他们在不同场域中的行为和位置[25]。社区活动内容反映出游民过往的社会角色痕迹,使得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并未完全脱离原有的社会身份和惯习。一位曾是企业管理者的数字游民A,在参与社区活动时,会不自觉地展现出领导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作为艺术家的数字游民B会倾向于参与或发起与文化创意相关的活动,如工作坊、艺术展览等。在此过程中,没有相关经验和共同爱好的数字游民则会被活动边缘化,如数字游民D表示:“因为都是游民个体发布的活动,他们会发布自己感兴趣或者擅长的,作为参与者来说,如果性格内向且并不是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就觉得参与感不强。”
除了NCC,其他大理数字游民社区也常以社区活动作为重构游民社会关系的方式之一。事实上,这种低成本、趣缘性的活动形式呈现出一种短周期、断续性的弱连接。如果仅是不同主题的单次活动,无法对流动性高的群体产生情感结构的依赖,大部分数字游民将其视为闲暇解闷的方式。因个体差异和不同社会身份关系聚合在一起的活动参与,甚至有可能增加了数字游民内在倾向的社会距离。但是,这种内在倾向社会距离不是社区运作失灵的结果,而是由社区结构性张力所塑造的。一方面是高流动性的数字游民和断续短暂的社区活动形式之间的张力,这使得以社区活动容纳的文化生产多体现为短暂的连接,难以形成持久且深刻的文化联结(精神联结和情感共鸣)。由此,数字游民社区演变为“事缘型”社区模式:随着居住时长增加或参与事件增多,较为熟悉的伙伴间展开更为密切的互动,而逐渐成为“弱关系熟人”,这样建立的熟悉感也可能因事件的结束而断连,难以形成持续的、深入的交往[26]。另一方面,体现为数字游民在社交期待、文化认同、情感联结与社区体验之间不断浮动的关系张力。数字游民带着不同的社交想象暂居社区,有些希望获得志同道合的同行者,有些期待知识交流或情感支持。但这种社交期待往往与社区的文化基因和运行逻辑(如临时性、工具性)产生错位。如大理游民社区是基于自由、开放的文艺趣缘发展而来,呈现出个体化、轻组织、弱制度的特征。社区运营以个体化形式展开,且运营者也都是数字游民。他们在运营过程中常以个人喜好为基础,依托共同事件、兴趣与短期任务之上,而非长期的居住与深度同质化经验。然而数字游民在情感上仍渴望社会关系的支持与陪伴,但受限于他们的非定居属性和流动模式,这种情感联结势必是即时性关系或功能性情感,存在内在社会距离。
基于以上分析,数字游民社区所面临的是一种应当被重新理解的合理距离状态,而非问题或功能失效。在数字技术引发的不确定和流动性社会形态下,社会距离存在于数字游民社区中,成为极易被感知的内在经验。以数字游民为代表的新兴社区存在特殊性和差异性,但是要继续发展并不意味着要消除差异,而要创造一种在差异中达成临时共识的机制,即以构建暂时性的共同生活取代统一归属的管理,让其成为保持适当距离的过渡空间。因此,在承认距离化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数字游民社区需要赋予新的意义:流动社会中距离化协作的生活场域。
大理数字游民社区在形式上已形成共享办公、共居空间与社群运营等相对成熟的基础形态,并且衍生出一系列社区组合方式,涉及大理的文旅空间,如特色素食餐厅、文艺咖啡厅及特色酒馆等空间。这些空间成为数字游民进行地方消费、接触地方文化的重要接口。这些空间的连接多停留于表层的文化消费逻辑中,未能实现与大理的深层嵌入,但仍可观察到一种独特的记忆性网络在悄然生成,以至于数字游民社区的结构形态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些许变化。
大理气候适宜、风景宜人,是国内的旅游城市,数字游民社区在发展中逐渐与当地的文旅元素结合。在建筑风格上,部分数字游民社区如大理家、NCC等采用了白族传统小白楼作为社区空间,但这种做法更多地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挪用,并未与本土文化建立深层次的联系。NCC附近的白房子空间的服务生C说,数字游民“经常来他们这里做活动”,但他对数字游民的了解仍然有限。数字游民社区将富含地方文化符号的空间改造为适应社区文化的展示场所,从而构建了一套表演与观赏的互动机制[27]。在此机制下,双方的互动由对话转变为单向的观赏,仅能以浏览的方式触及地方文化的表层,缺乏深度的时空联结,导致客观存在的社会距离难以弥合。在文化交流上,数字游民社区的运营者曾组织村民和数字游民的文化交流活动,如NCC曾举办白族艺术家展览,但受限于展览的公益性质和空间限制,未能产生持续的影响力。有观点认为数字游民通过与在地资源的互动能够转变为“数字乡民”[28],但这一论断在大理仅是一种幻象。实际上绝大多数大理数字游民及社区与大理居民、生活、文化都存在一定距离,“数字游客”更能准确描述数字游民社区的实践逻辑。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社会距离?这与大理数字游民社区的个体化经营模式密切相关。大理数字游民社区属于自负盈亏的个体化经营模式,没有得到当地的财政支持和补贴,这意味着数字游民社区的发展不会被纳入当地建设和发展的制度性规划中,以至于数字游民社区呈现个体化、小规模、离散的形态。社区运营者多是数字游民,社区的定位和经营带有极强的个人化色彩。如社区经营者N有共享办公的需求,于是她便在被冠以“大理CBD”(中央商务区)美誉的三文笔村附近租下了民房,开设了Dali-Hub数字游民社区。为了保障经营的财务平衡,社区接纳了多样化的居住群体,不仅包括数字游民,还有大学生、裸辞职场人、研究者、短期旅友、探索生活方式的年轻人等。同样,在NCC社区中,数字游民M是一名在读研究生,主要目的是来数字游民社区度假,“我就是想来体验一下数字游民生活是什么样的,过两天我就走了”。NCC的经营者S对多样人群的入住表示欢迎,“我们后来并没有严格筛选人群,我需要考虑到经营成本,所以入住率上来了,人多了,才有更多的可能性”。由此,大理游民社区逐渐成为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体验空间。作为游民的“新手村”,社区承担着引导游民进入游牧生活的角色,同时作为一个消费空间,也会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居住体验。因此数字游民社区的选址都会选在当地的旅游区域,如融合共享文化客厅(囍房)、自助酒吧、书店等多种功能的“大理CBD”三文笔村。然而,这些空间中少有本地居民的参与。即便有数字游民会参与当地市集活动,购买当地特产,试图作为本地居民生活类的消费,但由于其高度流动性,他们的参与往往是打卡式体验,难以跨越社会距离的鸿沟,依然保持着一种游客的身份和心态,因而他们在社区的生活转变成为获取休闲感受的、短暂的体验式消费[29]。由此,数字游民逐渐演化为一群停留更久的游客,数字游民社区则演变为青年流动的中转站和青年旅社[30],鲜有缩小社会距离的实质性进展。
然而,在这样的社区形态中,仍可观察到一种独特的记忆性网络在生成。无论是重新回到原本的生活,还是继续践行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数字游民。来到大理数字游民社区的人们都共享了一段关于数字游民和社区的共同记忆,逐渐形成了一种共时的网络。如有些游民从社区搬出去后在大理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也常回到社区一起参与活动。抑或在其他数字游民社区遇到曾经的熟识,立马引以为“家人”,这种潜在的、随时可连接的网络使得社区感并不因为流动丧失了价值,反而在游牧中产生了一种共时性的社区认同。访谈中大部分游民对数字游民社区的生活记忆是积极的。数字游民B走过中国的很多数字游民社区:“之前在安吉DNA,听说NCC的氛围很好,正好想来大理看看就来了,感觉确实如此,这里的人们更自由洒脱。自从来到这里,我感觉紧绷的神经松弛了许多,开始享受慢生活。”舒适的地方与自在的节奏是数字游民对流动的空间与时间的诉求,策展式的多样体验则是他们践行的理想生活方式[31]。这种以弱关系为基础的社区网络,因缺少制度化的强制性,凸显出其维系记忆与再组织的优势。
大理的数字游民社区对地方政府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响应,于是社区曾被大理政府纳入文旅升级的战略中,以“种梧桐树引凤凰”的发展逻辑,将其视作提升旅游形象和带动地方经济的工具,承接了部分青年流动与创新文化的想象。尽管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支持措施,但这些措施往往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理解和支持,忽视了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表达与生活方式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游民社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距离。随着互动的深入,这些社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有意维持安全距离的抽离策略。
大理政府对游民社区通常采取形式上的接近,以“贴标签”合作形式来整合社区资源。如,大理Dali Hub就被当地共青团颁发了“青年之家”的官方称号。在社区的运营者看来,数字游民社区往往被塑造成政府形象展示可用资源,但是数字游民社区、基础设施薄弱等现实问题,并未因官方参与而有所改善。此外,在社区实际事务上,大理政府鼓励数字游民以自给自足、消费者身份和非政治化的参与形式进行自我管理[32]。如2024年NCC因筹办中国数字游民大会向当地政府寻求场地和资金的支持,但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
于是,数字游民社区与大理政府产生了社会距离,从初期的响应配合过渡到抽离独立的状态。一方面,数字游民尚未被主流社会广泛认可为合法的社会主体。数字游牧生活方式本质上对稳定工作伦理与固定居住模式构成挑战,其所倡导的流动性、自主性和非线性人生路径,与当前主流城镇化的阶梯式线性发展逻辑之间存在显著张力。数字游民社区逐渐演化为一种边缘化的亚文化空间,特别是生长在多种文化交织的大理地区,自由和非稳定感会更强烈,并且个体化经营的模式使得政府对其发展情况缺乏必要关注,反而会因其形成背景和社会角色的特殊性,担心其构成不稳定因素。因此,数字游牧生活追寻的流动与自主与地方政府的治理思维之间的张力,导致了数字游民社区在政府视域中处于模糊与失语的位置。另一方面,政府往往将数字游民简化为“消费者”或“外来旅游者”,仍以招商式或形象式的行政逻辑回应数字游民的存在,忽略了其背后作为流动文化群体所承载的价值观、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的复杂性。这种制度回应的缺失导致数字游民及社区虽获得关注,却难以获得制度身份上的认同。
因此,数字游民社区有意识地发展出一种与政府保持距离的策略—“抽离”。这种抽离的合理性在于,它为数字游民保留了自主性的表达空间,避免被卷入单向度的治理规训之中。数字游民社区运营者开始更关注社区内部的关系结构、文化氛围,以及区域社区的联动,以维护运营的自主性和文化独立性。这种有选择的参与形式,构成了一种安全距离策略,也逐渐将数字游民社区塑造为一个封闭而自治的文化共同体。它暴露了当前游民社区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和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数字游民社区运营资源有限,仍需获得基础设施、经营管理、社区生态搭建方面的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一新兴社群及其所代表的新质空间时,往往仍沿用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这一困境折射出的现实问题是:数字游民社区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与政府治理模式惯性之间的张力。如若要实现新兴群体与新质空间高质量发展,官方机构唯有突破这一张力,尊重社区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发掘其自主性与潜力,方能推动地方与社区之间建立更具韧性与协同性的互动关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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